打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断点”“堵点”
2020-11-13 08:30:23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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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断点”“堵点”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与前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相比,我国国情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经济全球化出现倒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思路是党中央充分认识国情变化及我国特有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充分认识国际环境变化给我国传统经济发展路径带来的重大挑战,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提出的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表示。

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对症下药”,找到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畅通循环的“断点”“堵点”及其原因。“我国生产和消费之间形成断点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侧转型升级落后于国内需求侧升级换代。具体表现为一部分企业满足于‘两头在外’模式发展,没有自主研发设计能力,产品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部分企业采取‘低品质低价格’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止步于满足国内低端消费需求。高端消费需求仍依靠进口来满足,尤其是高端产品基础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依赖于国外高科技企业供给,成为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史丹认为,分配、流通环节的堵点主要体现在资金过多流向非生产环节和部门,一方面导致金融业资金空转、房地产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和人员工资偏低,研发投入不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较快,基础不牢。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市场活力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在史丹看来,畅通国内大循环,还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撑。要充分发挥我国14亿人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市场潜力,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外向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大国经济内部的雁阵模式,以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场景,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满足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史丹表示。

如何制定有效措施接通“断点”、打通“堵点”?史丹建议,一是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加快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要素与产品流动。二是以满足最终需求为导向,健全产业链,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推动我国产业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贴牌生产向品牌生产转变、由技术追赶向技术引领转变。三是提升产业基础。产业基础决定产出质量。工业软件等是我国产业发展的短板。要树立久久为功的战略思想,一步一个脚印地打牢科技基础,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学研合作体系,重视基础科学创新。

史丹认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完善投资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提升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基础和环境,将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有机嵌入全球。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樊继达

“‘十四五’时期,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重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吸引力、扩大中国经济治理的影响力、提升现代物流体系的竞争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经济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樊继达说。

一是立足国内大循环增强吸引力。樊继达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到2035年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形成最具潜力和优势的大市场。随着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推出,新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不断被激发,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具增长空间的超级消费大市场。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前景可期。经过多年的“学中干”与“干中学”,中国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属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要在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大国规模、劳动力素质等综合优势的基础上,一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手建设贸易强国,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樊继达说,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

二是提升经济治理水平扩大影响力。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上下功夫,提升经济治理水平。樊继达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要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同时做好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两篇大文章。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多元化的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现有自由贸易区迈向更高标准。

三是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升竞争力。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物流对营造低成本、高效率、强辐射的供应链环境至关重要,必须把建设现代物流体系作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十三五”时期,我国现代物流业质量显著提升,社会物流成本水平大幅度下降,物流新业态蓬勃发展,国际物流突飞猛进。樊继达说,“十四五”期间,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重点抓好扩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建安全可靠的现代供应链体系,推动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通过创新赋能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物流业向集约化、智能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提高现代物流体系的韧性。要完善现代物流保障体系,构建产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配套设施,进一步提高物流效率。

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

——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促进消费”,这将有利于夯实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优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持续回暖,国内消费升级不断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消费渠道、消费模式创新,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就是要持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可以引导供给侧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有效性,促进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有利于吸引国际商品、服务、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资源聚集,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赵萍进一步说。

在赵萍看来,“十四五”期间,我国消费规模将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将不断加快,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将呈现双升级态势,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消费水平将逐步收窄。

“具体消费亮点有三个。一是创新型消费高速增长。疫情强化了人们的线上消费习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所创造出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持续带动创新型消费高增长。二是绿色消费。人们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将更注重把消费行为本身对环境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三是服务消费。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必然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赵萍说。

当前,我国消费提振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赵萍指出,要全面促进消费,首先要补齐制度短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保障消费安全,促进良性竞争,让优质供给脱颖而出,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其次要补齐创新短板,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为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特别是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能力。再次要补齐服务供给短板。加快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服务企业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健身、在线影视等服务,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促进服务消费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优化投资结构 激活投资内生动力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邹晓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拓展投资空间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十四五”期间,拓展投资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激活投资内生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邹晓梅表示,投资是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固定投资既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积累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扩大投资有利于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固定投资形成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与既有存量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结合,有利于提高经济体的产出能力,改变经济体的产出结构。

邹晓梅认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拓展投资空间,指的是要扩大有效投资,即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促进供需良性循环的投资。当前,受居民储蓄率下降、制造业产能过剩、防范债务风险和生态环保等因素影响,稳投资压力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拓展投资空间一定是以扩大有效投资为前提,一定是将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有机结合起来的投资。

“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已经由绝对短缺转为相对短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邹晓梅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支持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基础设施加快成网、互联互通,有利于提升已有基础设施使用效率;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可以降低企业外部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和产业向内地转移;加大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公共安全、生态环保、物资储备、防灾减灾等领域补短板,有利于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邹晓梅进一步分析说,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是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通过投资推动补链、稳链、强链,激发生产活力,提升循环效率。要支持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同时,要有序推进北斗等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带动投资增长。

近两年,民间投资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有所下降。邹晓梅强调,民营企业对新产业、新业态更为敏感,善于发现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投资机会,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因此,“十四五”时期要通过优化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大产权保护力度等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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