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一篇文章《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让我不禁思考父母究竟该如何介入子女的生活?或者说父母介入子女生活的程度该有多深?

梁先生在文中说起他从小学起，一直到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时止，“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因为在这期间，无论是在思想学问方面，还是做事行为方面，他都是自觉的、“主动的”，而不是在别人强迫下或劝诫下生活的，他不“承受于人”。这种我们今天称之为不依赖于别人的独立品格的养成，梁先生认为主要得益于其父亲梁巨川先生的消极“帮助”。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清末民初时期，虽然整个社会依然沉浸在“父为子纲”的礼教空气中，但梁父却能对儿子认准的事情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

梁先生在文中列举其父对他“不干涉”的三个例子，而这三个方面，别说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是在今天遇到这样的儿子，想必许多家长也要“炸毛”。

其一是在梁先生中学毕业时，他一方面要参加毕业考试，另一方面却正是辛亥年闹革命的时候。梁先生在1911年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中学毕业后即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的编辑兼记者，也就是他所说的“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对于他的不想去升学，梁先生的父亲是“完全不督促，不勉强”。

其二是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或三观问题。按照他自己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而其时梁漱溟的思想已转向了佛家，所以整天买佛家的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要践履佛家的主张，要“出家，茹素，不娶妻”。梁父的做法只是表达了他自己不愿意、不喜欢的意思，但完全不加干涉。梁漱溟先生后来成为佛学、印度哲学领域研究方面的大家，与其父的“放任”、宽容及由此而来的自由思考不无关系。

其三讲的是一件中国的父母通常“非干涉不可”的事情，那就是梁先生早年所抱定的“不娶妻”的信念。对于梁家来说，梁漱溟先生说他们是两兄弟，其兄虽已结婚十年，但还没生儿子，所以梁先生的责任就很重大。但梁父却告诉他“还是以自己的意思为主”。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普遍都喊教育子女太累，究其原因大概是我们介入子女的生活太深的缘故。梁先生所反思父亲对他最大的帮助，就在于不干涉，不作为，也恰恰正是这一点，才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让他自由地成长。事实上梁父所遭遇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家长也都曾碰上过，但有谁能真正做到放得下、完全不干涉呢?

比如说在学业上，升学过程中的选择就会让父母子女之间冲突不断。笔者曾在课堂上做过一些小型调查，问及学生之所以选择法学专业的原因，多数学生的回答是父母给填报的志愿，至于自己对法学则是几乎没有感觉的。不仅是所学专业，甚至是报考哪所学校、读大学要不要“出省”，都要由父母来拿主意。至于说大学毕业后，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读研读博，也大多由父母说了算。这种由父母规划的人生，几乎是从出生后就开始的，从幼儿园，到为了择校而购买学区房，课外的各种兴趣班辅导班，等等，家长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都在忙于“打造”一个优秀的学霸。

至于梁先生提到的天下父母“非干涉不可”的婚姻大事，今天的子女们则更有发言权。每年春节时各种因父母“逼婚”而租男女朋友的事，虽属特例，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子女们的无奈。对于父母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天经地义之事，如果“岁数大了”仍孑然一身，就可能被归入另类。其实，当代年轻人可以选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有缘分能结婚的，无须父母去操心;无缘而硬要撮合的，最终可能酿成家庭的或人生的悲剧。

据梁先生说他父亲很不喜欢佛家，但在梁先生“不娶妻”之事上，倒是表现出了佛家的“一切随缘”。直到后来梁先生真的放下执念，娶妻生子，儿孙满堂时，也都是“以自己的意思为主”，过自己选定的人生，才是符合梁父教育理念的。

其实，无论是在未成年或成年的阶段，父母都不宜介入子女的生活太深，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成长空间，让他们有选择，甚至让他们有犯错的机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子女健全独立的人格，不至于在安逸的生活中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