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武秀霞，女，博士，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 300191)。
内容提要：新高考下，学校资源系统成为高中学校改革与决策的重要参照点。学校资源不仅包括以实物(或非实物)形态存在的因素和条件，也包含这些因素、条件背后的使用价值和运用空间。实践中，相关人员对于学校自身资源内涵、需求、范围及使用空间的模糊认知与判断，往往容易造成学校资源配备的空洞与错位，影响学校相应的改革与决策。未来，高中学校资源发展应着力于三个“转向”：一是以需求为导向，标配与自选相结合;二是着力共享，以统筹、联盟形式发挥资源效益;三是强化联系，使资源建设从散点行为提升为系统行动。
关 键 词：新高考改革;选课;走班;学校资源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9)4-0041-08
2014年，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高中学校开始进入全面、深刻的改革期。该年，上海、浙江率先启动了新高考改革，并在高中考试、评价、招生、管理、选课、走班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市作为第二批改革试点亦启动了新高考改革。从部分试点省市高中学校反馈的信息看来，作为重要实施主体的高中学校，如何组织课程、指导学生选定高考科目是改革初期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相较之下，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资源支持，尤其是学校资源因“新高考”改革而必须做出的调整，目前还较少正式出现在地方政策、文件中，甚至也较少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然而实践中，它却已成为学校推进“新高考”改革的关键、障碍所在。对此，本文结合对某试点省市普通高中调研，重点就“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校资源配置需求、背后存在的问题、难题与解决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问题缘起：新高考改革期学校资源何以支持高中学校的自我调整?
2014年新开启的高考改革(以下统称“新高考”)，核心在于“两依据一参考”和考试科目“3+3”的实行。然而，从我国历年高考制度被视为调节高中学校教育的“杠杆”[1]这一现象看，此次高考由标配向自选的转变[2]，却不仅仅意味着高中考试、评价的改革，而是预示了学校内部全面、深层次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所有的高中校不得不在学校硬件、师资、教学、管理、课程结构等方面进行综合调适，以为学生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更多可选择的空间。
然而，从试点省市高中学校改革情况看来，此次由政策驱动的学校改革还处于摸索、过渡阶段。不少学校还限于小范围的适应性调整，并且主要体现为“选课走班”的实行。即使如此，由于不同学校对于选课走班的形式、范围、前景、难度等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判断，因此，即便是围绕选课走班进行的改革，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其中，校方管理人员对学校资源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不仅突出体现了这种差异，也一定意义上促成了这样的差异。
对天津市普通高中校长的访谈显示，对于学校现开设的课程能否满足“6选3”这20种组合或是学校计划(或已经)采取哪些形式的选课走班等问题，学校首先会考虑本校现有资源的承受能力(而非学生的兴趣)。这进一步表明，在应对新高考改革这一问题上，学校现有资源配备情况正成为学校改革、决策的前提条件。然而，为适应新的改革诉求，我们如何进行适合于学校自身的资源配备?鉴于不同学校、不同管理人员对于学校资源的内涵，以及本校资源现状、问题等的判断标准有所差异，因此，在回应“学校现有资源是否足以应对新高考改革”、“学校资源运用在何种意义上支持了学校改革”等问题时，便不能仅依靠学校给出的数据，而还需同时结合学校自身改革需要以及校方对其自身资源需求的认知与判断等综合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对学校资源需求的分析应该成为新时期评判高中学校改革成效与发展方向的重要切入点。
二、新高考改革期学校面临的资源需求与发展诉求
对部分校长的访谈显示，实践中，学校较倾向于将学校资源解释为现实资源(与“潜在资源”相对)，认为它是学校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
然而，细究资源的内涵，所谓学校资源其实还应包含潜在资源，即：那些被意识到但尚未被利用，或是那些尚未被意识到但却具有一定价值或能够产生某些价值的因素和条件。比如，目前尚未进入学校统计行列中的智力资源(信息、知识)、社会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可以服务于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管理、文化等资源。就此看来，所谓学校资源不仅包括以某些实物形态(或非实物形态)存在的因素和条件，也包含这些因素、条件背后的使用价值和运用空间。进而，学校资源需求便不仅仅涉及“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还包含“是否已用”、“是否可用”等问题。如此一来，学校资源既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既是可视的，也是不可视的。这不仅意味着所谓的学校资源需求存在应然和实然之分，也意味着校方意识中的资源需求与学校实际需要的资源配备会存在一定差异。
对天津市77所不同类型高中学校的抽样调查和访谈显示，当前高中学校的资源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这些需求，有些是学校为应对新高考改革而主动觉察的需求，有些则是由新高考改革衍生的，但学校未必觉察的潜在需求，还有的则属于学校过去未解决的资源供给不足，却因新高考改革而被重新激发的需求。
(一)关于由选课走班引发的资源增量需求
“选课走班”是学校顺应新高考改革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因推进选课走班产生的对专用教室、实验室、设备器材、信息技术、课程、人、财、制度等的需求便是目前存在于学校最主要的资源需求。对天津市普通高中学校的问卷调查显示，学校目前在生物、地理学科教师的配备，以及教室、生涯规划指导课程、与选课走班相关的管理制度、可自由支配经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进而需要进行补给或扩充。然而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为更好地推进选课走班，天津市已组织所有高中学校对本校师资、教室等需求进行了测算，而超过60%的学校也表示，通过挖掘教学空间资源和提高教学空间利用率，用于选课走班的实验室、功能教室、网络资源等硬件资源基本可以满足要求。这也意味着，学校用以应对“新高考”而产生的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量的匮乏并不足以成为学校改革的关键障碍。为应对选课走班所进行的资源增量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上也非某类资源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这些所谓人、物、经费等显在资源以及这些资源背后的支持条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校方反馈的信息显示，选课走班所需的资源配备如今迫切需要跨域三道障碍：提供给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课程资源;与选课走班、师资建设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评价制度;学生发展指导及相关的支持。
(二)关于由学校资源内涵不足激发的资源挖潜需求
一直以来，提到学校资源配置，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学校资源在数量、类型、结构方面的配备情况，甚至较多地关注显在资源的配备，而忽视了这些资源实际的使用情况、使用效度和可用空间。内涵不足已在较长一段时期成为学校资源配置面临的一大问题。
前期调研中，当校长们被问及本校某些资源(比如实践基地和公共资源)能否满足需求以及本校目前对该类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时，4%的学校持“不知道”的态度。还有的学校虽然在前期校园现代化标准建设评估中达标，然而，部分仪器、设备、功能教室、实验室闲置现象却并不乏见。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这些被静置的教育资源因为没有被充分(或有意识)地利用，而实际成为学校资源测算中的空洞。调查中，30%的学校明确表示，学校对选课走班所需的教室和实验室、功能教室、网络资源等的使用“不充分”(或“非常不充分”)。近50%的公办学校和80%以上的民办学校表示，在部分资源(比如社会实践基地和公共资源)的实际利用方面尤其不充分。而被问及解决目前学校资源匮乏的举措时，超过86%的学校表示首先考虑内部挖潜。可以说，资源挖潜已是学校改革无法绕开的重要方面。与之相应，校方对现有资源的整合能力，资源潜在价值的预见和挖掘能力，也成为学校重要的潜在资源。
(三)关于由个性化教学、指导激发的资源提质需求
较之以往，新高考改革更为强调个性化的学习和教育。它驱使学校围绕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潜能、发展程度重新规划教育、构思教育系统，使不同学生在不同程度上的学习有更多的范围选择和不同的时间选择。[3]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学校资源在运转过程中的诸多不适。比如：教师是否拥有跨学科教育能力以承担综合性的教学、指导任务?是否具备一定的意愿和能力，以随时在个人教育教学方式、内容、时间、空间等方面做出灵活、针对性的调整?又比如，教师培养方案、绩效考核制度如何调整以适应选课走班需要?面对学校资源结构性不足问题以及外界供给的有限性和迟缓性，学校如何实现自足?这诸多问题预示，学校必须对现有资源进行提质。
所谓“提质”意味着两点：一是资源功能的扩充以及资源效能发挥更大化。比如教师综合能力提升、多学科素养的养成。又比如教室、实验室等配备的改良、重组。二是学校各资源要素的有机结合。这尤其体现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包括学生选择能力提升)、教师专业价值观、课堂教学实践(包括教师教学策略、课程内容组织、学习行为管理、学习评价)，支持高水平、个性化教育的组织条件(包括全体教师的发展、课程建设、数据的定期使用)之间互惠关系的确立。就此看来，为更好地回应个性化教学、指导诉求，学校资源配备便不能仅限于追求国家要求的基本标准，还需考虑资源的盘活和整合，让学校现有资源综合地发挥多功能作用。从学校反馈看来，尽管不少学校已意识到该方面资源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尚缺乏实质性的行动举措。
(四)关于由多方联动诉求激发的资源共享需求
成功的学校改革离不开这样那样的联合、协作作支撑。这些联合或协作，可能经由政府推动建立，也可能是学校自发组织形成。
就学校资源配置而言，校与校(或其他校外机构)之间联动诉求的增强极易激发学校资源共享意向。毕竟联动的目的还在于分享和共同提升。通过资源共享，可以实现学校资源的互补、提质和增效，缩小学校用于改革所耗费的各类成本。近几年，北京市即通过建设联合培养的资源同盟，比如：建设校内外人文与科学实践基地，强化与社会教育场馆、实践基地、活动基地的联系等，建设适合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教育资源基地和学习资源系统。上海市一些学校则尝试组建教学联盟来应对走班制师资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为更好地应对新高考改革，各省市学校除了强化对外学习、交流的行动外，也寄希望政府层面建立一定的资源共享平台来解决学校面临的资源短板。
三、目前高中学校存在的资源短板及其背后的改革难题
(一)学校管理层对于本校可用资源之充沛情况和使用空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认知，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要求的教师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思路、模式、制度等尚未真正确立
结构性调整与提升仍是多数学校面临的一大任务。对学校而言，新高考改革与其意味着破“旧”立“新”，可以说是一次重新检测、整理学校自身“家底”的机会。“家底”够不够、哪些方面充沛、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或丢弃，这是学校在进行资源建设方面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表象性的不足往往容易导致假性需求，使学校后期获取的资源无法被恰当、充分地利用。在前期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校长对于本校可利用的资源，以及某些资源的使用情况持“不知道”的态度。不仅如此，不在少数的学校对于本校下一步该如何开展选课走班也缺乏主动探索的动力和想法，而倾向于参照先行试点学校的经验，或是等待政府出台相应的、可操作性的支持政策等。这不仅影响了学校变革的力度，也影响了学校在选课、走班方面的开放程度。就目前情况看来，变革力度大的学校，不仅在学生“6选3”的学科选择方面持更开放的态度，也会为了满足学生的多样选择，而更新、细化管理制度，挖掘、调动校内外可利用资源。变革力度小的学校，则倾向于根据学校显性资源的存量进行套餐式的限定性选择，还未切实考虑通过教师培养、学科综合等的创新变相扩充学校资源。也因为如此，不在少数的学校，较之以往，其教师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的思路与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使有的学校进行了相应制度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却缺乏缜密设计，无法真正解决学校目前在教师数量、结构、专业素质方面，以及可供学生选择学习的课程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二)对于学生选课能力的培养、提升以及学校实际能够提供给学生的相关指导，多数学校尚未予以足够重视
为学生的理性选择提供充分的指导和帮助仍是多数学校的薄弱点。新高考由标配向自选的转变，意味着学校急需强化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规划和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在过去是多数学校存在的短板。毕竟一直以来，班主任、学科教师、心理教师、德育教师等有着明确的工作领域和职业分工。而学校在学生生涯规划指导方面的盲区，也带来此方面专业性指导缺乏的问题。前期调查即显示，学生能够获得的选课方面的指导主要来自班主任、学科教师和学生家长。在生涯规划教育方面，很多学校也尚缺乏专业的生涯指导教师，而多由班主任、学科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兼任。即使如此，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不在少数的学校其校内教师现有专业能力仍较难胜任对学生进行所需的、契合学生实际的专业指导。被委以指导重任的班主任、学科教师、心理教师不是现学现教，而是依赖于不会说话的数据，依据学生入学成绩和入学后的各种测验成绩对学生的学科兴趣、学习能力以及以后的专业选择做出引导，进而不免对学生做出经验性甚至有失合理性的判断、指导。
通过学校访谈，我们还发现，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对于学生选课能力的判断存在两极分化现象：生源好的学校对于学生选课能力往往拥有较强的自信，且学生选课相对较为集中，偏理居多;生源较弱的学校对于学生选课能力往往不够自信或抱有消极态度，学生选课偏文居多。然而，学生访谈过程中我们却发现，对于学生选课能力的高低，校方判断与学生的自我判断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比如，在一些重点学校，学生学习能力极强，他们较少存在偏科现象，也相对倾向于学习偏理的学科，比如物理、化学、生物。因而在“6选3”中能够很快做出判断，这是学校之所以得出本校学生选课能力强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学生自身看来，他们之所以做此选择还是依据考试成绩，学科测验成绩依然是学生进行选课最主要的依据。对于自己的兴趣所在，学生们尚存在模糊认识。而在一些生源较弱的学校，却也不乏有对自己的兴趣、未来人生方向有明确认识和规划的学生。就此看来，学习成绩好坏并不必然表明学生选课能力的高低。这意味着，为学生理性选择提供足够的指导和帮助仍是所有学校面临的一大任务。学校教师能力建设、课程开发、教学创新等多方工作，需着力渗透、凸显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选考科目的抉择较大程度地受本校优势学科及学科教师专业能力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也带来学科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
从对一些高中学校的学生访谈看来，学生选科表面上是基于兴趣、成绩抉择的结果，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教师。一些学生即使不擅长某个学科，然而，学校该学科教师较高的专业能力却容易吸引这部分学生选择该门学科。
部分试点学校表示，本校师资虽原本并不存在“结构”问题，各学科教师在数量上也基本达到了“恰当”的程度。然而，“6选3”选课、走班要求的出现却使得本校师资面临突发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部分学科教师突然出现富余，而另外一些学科教师却出现不足或严重不足现象。不仅如此，这种富余或不足情况却可能随着学生选择的变化再次发生改变。然而学校过去在师资建设方面较偏重基于学科本身的专业性倾向，却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本校教师跨学科综合素养和综合教育能力的缺失。教师们在各自工作领域、工作内容上的不可互通进一步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教师工作量的配给失衡，以及与之联系着的教师工作绩效考核、评价难题：部分学科教师因选课学生数量少而存在工作量不足的问题，另外一些学科却出现教师工作负荷过大，以及课程无法灵活调整的问题。二是师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错位：暂时平衡的师资结构随时可能因学生学科抉择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进而造成师资需求上的“潮汐”现象，而学校目前尚缺乏应对此类问题的合适制度、措施。
可以说，“6选3”选课走班要求的出现，使得学校教师在结构、数量、专业能力等方面原本即存在的短板或不足更为激化。然而，如何针对学生选课要求和选课需要，对教师专业能力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和提升，学校管理、制度如何调整以缓解教师结构不合理、数量不足的问题，如何为超负荷工作的教师提供合理的评价和支持等等，不少学校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思路。
(四)随着选课走班的实行，教师评价成为学校开展改革的一大难题，其背后相关制度的确立、经费支持的调整以及相应平台的建设则成为当前多数学校资源建设中的短板
实行选课走班后，某一教师可能需同时承担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学班的教学任务;同一教学团队的教师可能不再平行地教同一课程;同一学段的学生不免会修习不同的课程……如此之多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教师个人工作量与工作难度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教师教学、工作绩效的考核有待进一步调整。这其中的关键便是评价。就校方而言，要对教师进行合理评价，赢得教师对于改革的积极支持，便需关注两点：一是教师评价需综合考虑教师个人的付出和学生成绩的提高幅度;二是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判断需进一步凸显综合评价，兼顾学生学科成绩、学科素养以及个体综合素养的提升。然而，目前地方、学校的相应制度、经费、平台缺乏，无力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前期关于天津市普通高中的调查显示，新高考改革之下学校在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最大盲区是制度建设：超过半数以上的学校认为，本校目前围绕新高考进行的制度建设(包括教师评价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生选课制度)并不完善，其中尤以教师评价制度最为突出。不仅如此，学校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中，尤属教师数量、结构和教师评价最为难解。超过60%的学校表示，本校目前在教师评价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且尚未找到合适的途径予以解决。评价标准模糊、评价能力不足正成为学校开展选课走班的一大障碍。此外，尽管一些地区正考虑通过“区(县)管校聘”实现教师数量、结构流动互补，然而该种路径同样无法绕开教师评价难题。就此看来，当前，一方面地方需研究出台新的普通高中教师绩效评价、激励政策，并对经费调配政策作专门调整;另一方面，学校也需在教师评价制度、相关经费储备和使用方面作针对性调整。
总之，从教师个人层面看，教师专业能力(包括生涯指导、学科综合能力、教学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是关键。从学校层面看，为解决教师绩效考核、评价以及教师培训难题所进行的课程开发与评价制度更新、“一专多长型”教师培养，以及生涯规划指导教师配备、培养和培训是重点。从区域层面看，围绕教师流动或是结构性补缺进行的教学联盟实践等有待重视;为解决师资不足或办学条件不好所进行的以网络为媒介建立课程资源共享机制是可取选择。
四、反思与展望：未来高中学校资源发展的几个着力点
一是以需求为导向，标配与自选相结合。不论是区域还是学校，在资源配置行动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建设适合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教育资源基地和学习资源系统。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升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而非简单的后勤保障)。应以学校、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对各类资源的需求或可用空间进行摸底、调研，据此进行相应资源的选择性配置，避免对于“标配”的过度专注，从而为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搭建一个动态、开放、发展的平台。在最新的《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教育装备配备指南(试行稿)》中即提到，新一轮标准体系会在“规范”的基础上，更强调“导向”和“指引”的作用，增加选择性配置，将基于课程的现代化、信息化技术和综合性、多样性的功能融入学校用房建设和仪器配备中，努力构建基于学生发展需求，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内容、学习特征和设施设备深度融合的学习环境。[4]
二是着力“共享”，以统筹、联盟形式发挥资源效益。目前，区域、学校之间仍存在资源开发与运用的“区隔”现象，实质意义的互通与共享仍较少见。这不仅导致地方特色资源零散分布，优势资源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跨区、跨校)积聚并发挥规模效应，也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开发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使用率低的问题。就此看来，在某些区域，一旦学校资源面临这样那样的匮乏问题，而政府又无法及时补配相应资源时，出台跨校、跨区域的统筹协调政策，以积聚并最大限度调配、利用优势资源便是可取的选择。就目前而言，政府、教育部门首先有必要结合新高考之下的选课走班要求，对高中办学标准(尤其是高中学校师资建设标准和课程建设标准)做出新的、专门的调整;其次，可考虑以购买服务、课程资源信息化、项目驱动等形式，整合区域内、区域间的最优资源，扩大资源共享范围。
三是强化联系，“散点”行为转为“系统”行动。实践中，不论是区域还是学校，既需“瞻前顾后”，关注资源运用的可持续性;也需强化“联系”思路，除加强区域、校与校之间资源的互通与共享外，还需致力于学校各类资源综合功能的发挥，促进学校各系统要素、条件的有机协调与整合。比如：教师选拔、培养方面，需更为突出“一专多长型”，以适应综合课程开发需要;在课程建设方面，需强化课程群落资源建设。既追求课程的类型丰富、层级多样，也要有效融合各类课程，促进课程资源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融合。同时还需关注，这些课程在必要之时能否为学生开展基于项目、问题等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再比如：师资调配方面，需考虑整合区域内资源，采取组织紧缺学科教师走教、组织普通高中结成共同体(或联盟)、相近普通高中错位发展等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周彬.指向学生个性成长的高中教育转型——基于上海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实践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4)：28-32.
[2]张惠娟.高考，从“标配”迈向“自选”——教育工作者谈“新高考改革走向”[N].人民政协报，2017-12-06(11).
[3]武秀霞.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机遇、困境及其提升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22)：4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