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2020年下达普惠性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020年中央预算安排10亿元,覆盖了27个省(区、市)和3个单列市,带动290个城市试点参与,新增托位约10万个。此次专项行动主要支持以下两类项目:一是综合性托育服务机构,二十社区托育服务设施。

本次专项行动注重以投资换取机制,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性,城市政府提供土地、规划、融资、财税、人才等一揽子“政策支持包”,带动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包”,最终让婴幼儿家庭受益。这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幼有所育”以及2019年涉及国务院17个部门参与工作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意见》的重要表现,是强化人才强国的奠基工程。

随着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加上部分省(区、市)、地、县级政府专项配套资金的补贴(比如:陕西省铜川市政府在中央给予每个托位1万元和省级补助资金基础上,市、区县财政给每个托位再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补助,按照1:1分担)。这大力度补贴,有力缓解了因为幼儿园普惠改革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压力下对托育服务的冲击,对于增加行业投资信心、提高托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满足广大婴幼儿家庭服务的需求,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次专项行动,会促成我国一批示范性托育机构的产生。

然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会逐渐引发主管部门担忧呢?

一、市场上涌现大量的所谓“知名托育机构”

教育部三番五次的发出通知:纠正和治理幼儿园小学化。另外,还不得惯用“国际”“双语”等明确要求。这说明,目前大量幼儿园的保教实施内容,是对孩子健康成长不利的或者是存在大量问题和风险的。

而没有业务主管和监督部门的早教机构,知识性、强化性训练课程居多,许多机构盲目引进外国教育资源,目的是迎合孩子父母们关注到的“国际化”背景。没有业务主管部门、没有专业指导、没有业务监督,早教机构实施的课程,许多方面恰好是教育部门反对甚至禁止的,是否真的可以让孩子健康成长,风险不言而喻。真正负责的早教机构,应该是凤毛麟角(暂时省去数据说明)。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对应的托育机构设立,是备案制,设立流程与幼儿园前置审批不同。许多早教机构、民办幼教机构,抓住机会更名为托育机构。所以,国家卫生健康委2019年刚刚印发《托育机构建设标准》、《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而市场上就涌现鱼龙混杂的所谓“知名托育机构”,这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许多早教机构、还有少量民办幼儿园摇身一变,立即成为“托育机构”,有的冠以“知名托育机构”、“托育第一品牌”等标语。事实上,幼儿园(3-6岁)业务主管部门所反对或禁止的许多内容,恰巧让0-3岁的托育机构来迎接上了。大量的托育机构,恰好变成了许多早教机构模式基础上(或者说内容可能是教育部门反对或禁止的民办幼教机构)的所谓“教育机构”了。

二、地方基层干部,存在盲目顺从“知名托育机构”

市场上大量的早教机构(或者民办幼儿园),成为新生的托育机构后,在托育机构的设计、建筑、课程、用工、法务等安全管理方面,缺乏经验、标准,缺乏业务指导。

地方托育业务主管部门干部,大多数没有充分经验借鉴,也不知道托育机构应该怎么干得好,大都在摸索中前行。因为有国务院十七个部门涉及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国家意志,有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托位补贴利益的刺激,市场上新生托育机构自然表现很积极,所谓“知名托育机构”等称号不断影响着地方托育业务主管部门干部,他们成为了“时代的宠儿”,领导、干部顺从他们的意志和思维模式。

似乎有些机构胆子越大,在有些地方就越受欢迎。

三、过早限价,将严重打击托育行业投资人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在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梳理社会力量进入的堵点和难点,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这是婴幼儿照护事业的要求,不同于学前教育事业“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坚持公办民办并举,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着力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基本要求。

在婴幼儿照护服务(托育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有质量的托育机构还没有建设起来,还没有大量出现,家长群体还没有形成入托意愿的氛围。许多地方政府因为发现踊跃出现新生的托育机构的少量竞争,他们就错误以为这个事业发展很容易,或者以为已经出现了一片繁荣,而早早的用严格的生源限价作为一项任务。

真正有质量的托育机构,或者意愿作为民族品牌出现的托育机构,没有在有效预算内的资金发展托育服务质量,财务账面没有效益可算,他们积极性被掠夺了,只能是设法去应付,这将成为婴幼儿照护事业的系统性风险。一个事业群中的大量机构,他们缺乏了投入的动力,他们或将远离这种游戏规则。

所以,过早严格的限价,在启动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的初期,有一定局限。华夏前程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托育大会秘书长孙纲认为:实施指导价,可以作为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