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7 17:53:24来源:文艺报
关于九娃去铜川这件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回头再说。现在,先来谈另外一个相关的事情。
从2000年开始,人们在纸媒读物上,后来,又在微信平台上,常常读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故事,那就是,路遥在赴京领“茅奖”之际,弟弟王天乐赶到火车站,给他送了5000块钱,还刺激得他对文学大加诟詈。
那么,这个给路遥送钱和路遥詈骂文学的叙事,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出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路遥上北京领“茅奖”,到底是谁给他买的票?又是谁始终陪着他去的西安火车站?有没有什么人突然出现在火车站来送路遥?
目前,关于来火车站送路遥的叙述,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王天乐的,一种是航宇的。
路遥去世八年后,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说:路遥没有钱去北京领奖,他找朋友要了5000元钱,送到了火车站。他对路遥叙述了拿钱的经过,并且告诉他,“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路遥纪念集》,第336页)
从王天乐的叙述里,我看见了路遥在经济上的拮据,看见了他内心的委屈和不平,看见了他对文学的迁怒,但也难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作家的困境,固然可悯,但是,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文学,是不是有些不公?
让我尤感困惑的是:一个对文学如此热爱和虔诚的作家,一个苦行僧般的文学圣徒,怎么会如此粗野地问候文学的“母亲”?就我所知,古今中外,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如此轻慢地抱怨文学。总之,路遥的这句陕北腔调的粗话,流布甚广,给读者留下了消极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声誉。
那么,路遥真的在火车站见到过王天乐吗?真的拿了他送来的5000块钱,而且还恨恨不已地骂了一句文学吗?
关于这些问题,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文本:
3月23日晚上,路遥兴致蓬勃地来到我房间,用从来没有过的商量口气,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明天能不能不要睡懒觉了,起早一点行不行,然后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要去北京领奖。
我看着路遥兴奋的样子,笑着问他,中国作协是不是已经给你来通知了?
路遥高兴地说,就是,已经来通知了。
我问他,那我给你买哪天的火车票?
路遥说,你看能不能买到25号的,我听说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难买,如果实在买不到25号,你就给我买26号的火车票,而且要软卧,最好是一张下铺,上铺我一满爬不上去。
我说,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那是天大的事情,哪怕我一晚上不睡觉,也要第一个排在售票窗口,我就不信买不到一张卧铺票。
……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在我的急切等待中,火车站二楼售票大厅的门终于开了,我第一个跑到售票窗口,顺利买到25号西安到北京的软卧火车票。
……晚上,路遥来到我的房间,从我手里接过给他买的火车票,他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让我跟他一块去了远村办公室。
路遥进得门,就开心地给远村说,中国作协给我来通知了,让我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25日,这是作家路遥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日子,我和远村答应送他去火车站,承诺就要兑现,这是做人的原则,因此这一天我俩哪里也不能去了。
晚上8点一过,路遥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挎着他的那个黄帆布挎包,早早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床上躺了一会,突然坐起来,让我看远村在干什么,要不现在就去火车站。……我和路遥还有远村一块离开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在大门口乘坐了一辆出租车,说说笑笑地到了西安火车站广场。
路遥和远村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等着我,我拿着路遥的软卧车票,在窗口买到两张站台票,在火车站广场无所事事地遛达了老半天,然后一同走进了西安火车站的站台。
路遥就要上车的时候,跟我和远村分别握了手,然后给我俩说了一句,回来见,便走进了火车车厢。
我和远村给他招着手,祝他一路顺风,凯旋而归。
路遥走进火车的软卧车厢,把他的挎包放在卧铺床上,然后又从卧铺车厢里走出来,坐在卧铺走道窗口跟前的一个凳子上,微笑地看着我俩,一个劲地给我和远村招手,让我俩赶紧回去。
尽管路遥这样吩咐,我和远村一直没有离开,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开往北京的火车载着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路遥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我俩才回到西安建国路。
两个叙事文本所讲述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同一件事情:同一年同一天的同一时间——1991年的3月25日,同一个地点——西安唯一的火车站,同一事件——送路遥去北京领奖。有没有可能,两路人马都曾出现在车站,也都去送了路遥?航宇的《路遥的时间》,几乎属于巨细靡遗的“实录”,详细得近乎别样形态的“流水账”,怎么会遗漏掉路遥的亲弟弟亲临车站,厚币送之,且发了很多高论的细节呢?怎么会让路遥的一句足以惊听回视的“国骂”随风飘逝呢?
我曾亲自问过航宇:那天在火车站,你们两人是不是一直跟路遥在一起?有没有看到王天乐?航宇的回答是:从陕西作协出发,到路遥所乘的火车开动,我们两个一直跟路遥在一起,没有看到王天乐出现。
据此,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3月25日,路遥并没有在火车站见到他的弟弟王天乐。
那么,王天乐送来那5000块钱呢?路遥到底有没有拿到这笔钱?它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那天在西京医院传染科的院子里,九娃跟航宇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些话跟那5000块钱,跟路遥的兄弟失和,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却说,九娃在讲完王天乐拒绝来西安的话题之后,开始旁敲侧击地跟航宇谈到另外一个话题:
九娃吸了一口烟说,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件事,就是我哥(路遥——引者注)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真的单位连路费也不给他报销?那他那个副主席也就当哭了。
我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估计不是这样,他堂堂一位作协副主席,还是领茅盾文学奖,不存在不给他报销路费的道理,而作协也不敢这样。
九娃说,那我哥告诉我,他听人说他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我四哥(王天乐——引者注)说他路费也没有,就到处伸手向人家要钱,他不知道他要的那些钱都哪里去了?反正他一分钱也没看到,就觉得是丢了他的脸面。
……九娃说,就因这事,我哥非常不满,觉得是他坏了他的名声,对我四哥产生很大看法,觉得自己还获什么茅盾文学奖,简直就是要饭的。再说,我哥也不是能够沉得住气的人,一听就火冒三丈,他还当着我四哥的面骂过他,再别打着他的旗号干这些不要脸的事。而我在铜川也问过我四哥,哥去北京领奖,你真的在别人跟前要过钱?可我四哥说他还不是为他,你看他穷的精尻子撵狼一样,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不请朋友吃顿饭。同时他告诉我,他把那些钱都送到火车站,一分不少地都交到我哥手里了。可我哥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在火车站哪里见他了,完全胡说八道。我哥还说,你不相信问远村和航宇,是你俩把他送上的火车。(《路遥的时间》,第387-388页)
现在,事情清楚了。3月25日那一天,路遥在火车站连王天乐的人影也没见到。他既没有收到王天乐的那5000块钱,也不曾大不恭敬地骂过文学。他之所以与王天乐兄弟失和,断绝关系,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四弟瞒着自己,又借着自己的名义,跟别人伸手要钱。对路遥来讲,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让人百口莫辩而又无地自容的耻辱。难怪路遥要痛心疾首,失声痛哭,大喊王天乐要“害死”他。
在我看来,这件事给病重的路遥带来的伤害,是极大的。从此后,“他把痛苦和忧愁,深深埋在自己心里,常常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沉默”。他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只能通过无节制地吸烟,来麻醉自己:“医生和护士看到他如此自暴自弃的样子,深感忧虑和不安,在他们所治疗的这些病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他算一个特例,觉得他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是无药可救了。”(《路遥的时间》,第390页)路遥在吸烟上的这种自我放纵,并不是因为“任性”,而是因为痛心、失望和绝望。
路遥去世以后,王天乐的内心,并不平静。就在路遥去世的当晚,作协安排他和弟弟九娃,住到了位于作协院内的招待所“创作之家”。但是,王天乐却无法安睡,眼前影影绰绰,晃动着路遥的影子:“天乐从创作之家的房子里走出来,急急忙忙走下楼,径直走到作协后院我的房间,有些惊慌地对我说,你一会把远村叫到创作之家,晚上咱住一起,我一从创作之家房子里走进去,就感觉到路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路遥的时间》,第403页)
2007年4月,王天乐也因肝病猝然离世,年仅48岁。
人生多艰,他的命运遭际,也很值得同情。
愿路遥和王天乐,在另一个世界,兄弟怡怡,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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