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7 17:48:54来源:广州大学学报
互联网技术与个人多媒体书写的元年毫无疑问是2005年,是年,网络进入web2.0时代,网民个人书写内容得以更广泛地展开,并且以两种不太相同的方式发展。第一种是城市文化人的书写。以新浪为代表的博客,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天堂; 以豆瓣网为代表的趣缘社区则是“散发着深厚文艺气息”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的根据地; 天涯、西祠胡同等火热的论坛汇聚了更多城市草根网民,与此同时,优酷、土豆、酷六、我乐网、六间房等一大批视频网站出现,吸引了更多的网络使用者。至此,技术改变书写主体的情形还不是太明显,无论是文字、图片,还是音频、视频内容的生产者依然都是现实社会体系结构中拥有文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活跃的城市小知识分子和互联网技术精英。以视频内容为例,当年风靡全网的视频作品《大史记》(2002) 三部曲,第一部《大史记》由当时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卢小宝导演;第二部《分家在十月》由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原班人马配音; 第三部《粮食》出自中央电视台《百姓故事》栏目组;而只有拍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2005)的胡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网民”,名不见经传。
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技术精英、都市小知识分子携带着印刷时代的审美基因和书写特质来到互联网新时代,虽然用键盘替代了钢笔,用屏幕替代了稿纸,但和往常一样,以文字为媒进行书写,讲究表情达意、文通句顺、逻辑自洽、修辞华美。视频内容生产也相仿,上述三部《大史记》拍摄专业、画面精美、剪辑流畅、配音地道、一气呵成,是专业级的电影作品。胡戈虽然寂寂无名,但其实也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出身文艺世家,从事主持人、音乐制作和视频处理等相关方面的工作。
第二种是平民个人书写。以榕树下(1997) 、起点中文(2002) 、晋江原创网(2003) 等为代表的文学网站上开始聚集起大批年轻的平民创作者。据记载,2005年,榕树下每日投稿量在5000篇左右,稿件库有300多万篇的存稿,并以每日1000篇的速度递增。王朔受邀参加榕树下举办的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后撰文感叹“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就是了。”当时在榕树下担任文学总监的陈村,他的兴奋点则是没有编辑了,“以前我把稿子发给编辑,编辑一看不行,就把稿子退回来。这个事情以后不会发生了,不至于因为编辑的不同意而让读者无法读到。”文学网站的书写者虽然平民化,也可以无条件进入,但总体来看早年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群体依然摆脱不了文字媒介的情愫、审美和思维惯性,从而保证了早期网络文学的质量。
2009年初,3G网络开通,首批3070万手机上网的网民出现。同年,新浪微博上线内测,互联网迎来了社会化媒体的新阶段。微博这类兼具通讯和社交媒介性质的互联网产品面市,一方面彻底消解了网络文化内容生产的精英主义色彩,将书写的权力交给了所有上网者。一条微博限140字,对知识精英擅长的表达方式和印刷技术培育出来的文字审美趣味是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冲击,文字书写往后将越来越不重要,而短文字加一张图片( 之后发展到一次可以上传九张图片) 事实上极大地降低了书写难度,使得更多人有能力参与书写。另一方面,新浪微博号称“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意味着对内容不再设限,即发即现,省却了斟字酌句的过程。据新浪微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初,新浪微博每天发博数可达2500万条,其中有38%来自移动终端。新浪微博在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娱乐休闲生活服务信息分享和交流平台的同时,改变了网络内容的生态结构。内容生产原先单一的PGC模式被打破,更多元更丰富的UGC内容生产模式日趋主流,网络内容碎片化、日常化、娱乐化。翼年,微信上线,由于其技术门槛更低,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内容生产书写工具更智能化、便捷化,遂使朋友圈、公众号成为比微博更大的UGC内容生产和分发平台。
与微博、微信这类大众使用的网络平台不同,网络亚文化垂直型平台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天地里自由生长,聚集起大批年轻的平民用户,比如网络文学领域的“起点中文”“晋江文学城”; 二次元世界的“acfun(简称A站,2007) ”“bilibili( 简称B站,2009) ”以及无以数计的百度贴吧和豆瓣小组。
网络技术发展至此,网络文化内容生产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生产主体由精英阶层书写的专业内容生产(PGC) 转向普通网民参与的非专业性内容生产(UGC)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网民的内容生产能力;内容传播方式由先编后发的单向传播向即写即现的双向多点传播转向;内容呈现方式由图文为主转向多媒体,文字的重要性逐渐被图片、影像取代。2013年4G网络技术启用,导致视频内容生产的几何级成长。以网络直播为例,最早的视频直播网站“9158”诞生于2005年,以PC为终端,但由于受到带宽和PC端固定空间影响,直播平台一直不温不火。2016年至今,4G解决了带宽,智能手机改变用户网络使用习惯,以映客、YY等为代表的直播平台得到超常速度的发展。同理,国内短视频也始于2005年,经过长达十年的沉寂期后于2016年随着快手、抖音、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等平台的发展突然爆发,成为最热门的网络应用产品(APP) ,再一次革命性地改变了网络文化生态。
直播、短视频的主要书写方式是影像,从事直播内容生产只需要一个视频摄像头,一个电容麦克风,一副监听耳机、一块外置声卡,一台电脑,投入成本很低; 短视频内容生产更简单,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低成本投入,内容生产简单又直接,致使大量网络用户涌入,以短视频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快手日活跃用户1. 6亿,月活跃用户达到6. 8亿;抖音国内的日活跃用户2. 5亿,月活跃用户突破5亿。据我们调查,直播和短视频都出现了从最初一二线城市用户快速下沉到三四线及乡镇用户的趋势,这并不是说一二线城市用户退出使用,而是更多小镇和乡村青少年进入改变了直播和短视频的用户结构。随着他们的进入,易学易上手的视频生产方式很快帮助他们成为直播和短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大量带有底层小人物生活色彩和浓郁乡土气息的内容进入互联网文化内容生态圈,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和强度冲击主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以土嗨文化为例,主要存在于短视频和直播中,大量反明星高颜值的普通乡镇青少年用手机拍摄自己日常生活中低俗的搞笑取乐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炫技”,或者拍摄刻意寻找的乡村民间各种奇葩见闻、猎奇趣事。
视频背景大多数是贫穷的乡村实景、尘土飞扬的沙砾路、建筑工棚和喧闹集市,通常配上很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和歌曲,用很嗨的叫喊和蹦跳加以表演,故而被称为土嗨文化或土味文化。毫无疑问,文化消费的低成本、低技术,文化再生产资源的丰富性、易得性促使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网络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唯其这样,社会底层群体才获得了参与文化内容生产并得以直接展演和传播出来的机会。当然,媒介技术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以“上帝之眼”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他们的直播内容、短视频内容多大程度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呈现,多大程度是为了博取眼球而以审丑方式讨好受众,我们很难做出简单判断,但至少在大众媒体中被有意无意遮蔽的乡镇青年生活因为他们自己的书写而得以显现,并由此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边缘、低层人群的文化赋权。随着书写技术和方式的变化,文化内容的生产和消费由原先的精英生产庶民消费模式转变成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模式,主文化时刻防范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隔绝,青年文化圈层分化,都市青年文化鄙视乡镇青年文化,审美裂变,文化断层。
文化输入、文化资本与审美实践
媒介书写技术的开放性从互联网整体文化构成和多样化审美的角度为原先处于社会低层的、高年龄的、低学历的、低收入的边缘群体提供了自我表达和展演的空间,但并不担保这些群体消费和生产的文化内容都符合主流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们的文化消费、审美、意义深刻地打上了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印记。“既存的文化模式形成了某种历史蓄水池,一个预先构成的‘可能性的领域’,各个团体从中取用、转化与发展。每一个团体都从自己的起始条件去创制某些东西。通过这样的创制,通过这样的实践,文化被再生产与传递。”我们创制文化,也被文化所创制,前者是主动性,后者是结构性的,只赞美主动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显然是不够的,而只观照到文化的权力结构也是不够的,两者是一种辩证关系。陶东风先生认为不同年代的人分享相同的记忆是代际沟通的重要机制,反之,“没有共享的记忆,这是两代人隔阂的主要原因”,而隔阂不是因为“自然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人为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制度造成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两代人以及同代人之间的审美和文化关系,除此之外,在我们看来,教育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化输入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今日审美之沟和文化断层的重要因素。
90后通常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是伴随着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他们的父辈在相同的年龄,接受的是红色文化的影响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古典文学名著和古典音乐的熏陶,培养出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精英价值观。相反,最影响90后的不再是尼采、萨特,不再是巴尔扎克、高尔基,也不再是斯特劳、贝多芬,取而代之的是乔布斯、扎克伯格,是日本任天堂、盛大《传奇》,也是日本御宅文化和耽美文化。文化的输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文化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90后创造的“火星文”如“那①刻_ゞωǒ 哭了oοО ゞ为了〆伱ゞωǒ 真Deづ变乖了ゞゞО”( 那一刻,我哭了,为了你我真的变乖了) ,自由拼贴汉字字符、日文、键盘字符、表情字符、标点符号、制表符号以及其他特殊符号,明显受到美式和日式网络字符表情影响,又留有网络在线交流时为快速便捷输入而将错就错的印痕。
00后使用的语言走得更远,他们直接用拼音或英文首字母在线交流,“xswl (笑死我了) ”“nss (暖说说) ”“NBCS(no body cares,没有人会在意) ”,这是键盘文化和网络社交文化的混合物。在更多的青少年亚文化中,我们看到了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次元文化中的动漫、游戏、COSPLAY、耽美的文化样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几乎都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90后生于网络,长于网络,接受到了与父辈不一样的文化滋养,当他们有能力参与文化内容生产时,前设文化不可避免地烙印在其文化消费和再生产上。
而同为90代或00代,不同个体所消费的文化以及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是否完全相同呢?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出生的年轻人文化输入的差异不一定小于两代人,而决定文化输入多寡、质量优劣、审美高下往往取决于其所受教育的程度。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但不可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市场化和民办学校迅速发展之前,所有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公立教育相对而言是比较公平的,教育资源由国家统筹统配,公立学校也没有人为地分出三六九等,学生就近入学,贵族与庶民的孩子同班同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应声而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迅速发展,原先公立学校的机制结构遭遇挑战和分化,整个社会陷入教育焦虑之中。教育关乎社会文明和进步,关乎社会成员的审美和道德水平,关乎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而近20年来中国学校教育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表现在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差异方面,北京大学教授王蓉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对公立和私立教育两极化发展趋势的控诉,教育已经导致个体发展不平等,寒门再难出贵子。当私立初等学校采取大量聘请外教、借助国外先进学校的课程设置、双语教学、出国游学等办学理念和机制时,公立学校却面临优质师资流失的隐忧。退一步而言,公立学校系统中两极分化现象也极其普遍,在各地区排名数一数二的学校,易如反掌地取所有优质资源,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而在另一端,则是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出名的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为代表的考试学校,通过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断网断手机等极端方法去追求升学率。而民工子弟学校,失学少年、留守儿童等等,更凸显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平等。很难想象位于金字塔尖的群体会与最底层的群体共处一个文化圈。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不平等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并实现阶层之间的代际传递,“不同社会身份与地位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体现不同文化品位、文化消费、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而处于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与互动,便形成了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即文化屏障。这导致教育途径获得文化资本之外,要有相当的经济条件与消费习惯以进入相应的文化环境。”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多寡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界限,下层社会因为没有机会获得上层社会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最终将被排斥在上层社会的习性之外,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当城市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创造各种符号以传递自己的压力、焦虑、狂欢时,乡镇的年轻人同样也在通过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无聊、逗乐、狂欢,这是拜互联网书写技术的降维所赐。但是,前者吸收全球流行文化和先进技术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进行文化的再生产,而后者远没有那么先进丰富的文化资本可资借用,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区隔和审美品味。我们说,消费和创造文化的内容与方式,表明了我们是谁,我们试图成为怎样的人,以及想象别人将如何看待我们。这并不是说,消费或创造什么就成为什么,也不是说文化消费和创造实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但的确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再生产提供了一个脚本,使我们得以用各种方式去演出“我们是谁”这出戏。喊麦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代表了小镇和农村青年的梦想,成名成王,称霸天下,做大事,做英雄,做有面子和有钱的男人。一首很有名的《黑粉战歌》歌词是这样的:“三万黑粉闯天下,留得古今一神话。今日我已变强大,万里河山在叱咤。滔滔江水万丈红,昔日一战我称雄。风云潜水化为龙,黑粉出征谁不从。”君王、征战、轮回、天道、天帝、天逆、孤身等等意象充斥的MC的歌曲里,是他们对成功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想象和表达,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戏说历史的古装剧、抗战神剧、玄幻穿越类网络文学浸淫的结果。有网友指出,“提到成功,他们很容易想象到秦始皇的登基大典,却很难幻想出哈佛的毕业典礼”,虽然刻薄,但一针见血。
结语
代际之沟、代内代沟、圈层之沟、阶层之沟以及它们不同组合所形成的沟壑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可以发现本文开篇所说的那种审美差异、审美隔阂和审美价值的冲突。审美一元化不利于社会文明和进步,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更容易导致社会共识崩塌和加剧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沟壑”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理论领域,学者们提出了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反哺”,聚焦家庭内部子辈对父辈的“文化反哺”以及不具有亲子代关系的年轻者反向传授给年长者的“代内反授”,不过,“文化反哺”仅仅强调了子辈对父辈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使用和文化消费方面的帮助,“代内反授”也仅仅局限于年龄差异不那么大的群体之间在网络流行语方面的“反哺”,而不同“沟壑”间因网络文化消费行为、文化内容书写的再生产实践以及文化资本等级等形成的审美、观念、价值的差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实践领域,各行为主体都为弥合越来越多的“沟壑”做出努力,主文化一方面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另一方面积极吸纳青年亚文化的话语符号体系和审美趣味,比如部分官方机构就跟随青年人的脚步,先后去豆瓣、知乎、B站、快手、抖音开设官方帐号,推出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领风者》等主旋律主题的动画片;一些重要的互联网公司也发起诸如“抖音文旅扶贫,促进贫困县发展”的社会公益活动,促进城乡社会的互相理解和包容; 商业资本不遗余力地获取最具独特性的审美符号和亚文化信息并放大了传播,在标签化审美和文化的同时,也通过制造流行,鼓励消费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作用。此外,在我们强调审美裂变、文化断层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更多地思考“文化韧性”问题,正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那样“现实表明文化与传统不可能简单地被人为地破坏,彻底地消除,在文化断裂中被压制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反弹,甚至以双倍的力量、韧性弹回来。”(马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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